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对此结果，李莹称，已就该案刑事判决部分向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申请，并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部分提出上诉。只有一名女孩因遭受严重精神损害正在治疗，得到8万元赔偿，其他女生没有获得赔偿。这是民事部分上诉理由之一。

《时隔67年！两位上甘岭战役特等功臣隔空互敬军礼》“曾经有某地妇联向我们咨询，说有性侵案，施暴人承认，受害人指认，但没有物证，警方不立案怎么办？我们也没办法。”孙雪梅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