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，“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，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、困难家庭，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，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，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，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？家长因此又不情愿。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，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。”

1966年，林绍纲有一次去台基厂的对外友协，碰见正在办公楼一层打扫厕所的杨朔。他双颊微红，面露尴尬地对林绍纲说：“他们说我里通外国，真是无中生有。”第二年，林绍纲又在一个外事场合碰到了杨朔，知道他被解放允许参加一些活动，彼此都很高兴。

《欧盟多国启动新冠疫苗接种 德国死亡病例超3万例》李莹认为，性侵案尤其受侵者是儿童的，法院对精神损害不予考虑，使受害儿童不能得到权利救济。“性侵儿童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可能不多，但对心理伤害很大且持续深远，有些孩子即便当前就出现心理伤害并经过评估，但要经过法庭认可的司法鉴定也很难。她希望这方面法律上能有所突破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