皮艺军对《财经》记者说，这与儿童保护法律过于粗放、宏观有关，中国两部与儿童保护有关的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和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，虽然起到积极作用，但严重缺乏可操作性。性侵儿童报案难、缺乏避免儿童二次伤害的取证机制、缺乏专业部门服务等说明了该问题。

目前看来，经过一年的工作，武汉市评议机制已初步建立，对处室和基层站所的评议已经有所实现。政知君梳理发现，实际上“评议机关”这一做法似乎正是起源于江浙。资料显示，2001年南京市开启“万人评议机关”活动。另外，温州市也同样连续几年进行类似评议活动并公布“十个不满意单位”。2013-2015年，温州市的“一把手”正是陈一新。因此也可以说，正是陈一新把评议机制从温州带到了武汉。

《家长攒班,教师偷偷授课 上个课还得签保密协议？》据“女童保护”统计，2016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性侵儿童（14岁以下）案例433起，熟人作案300起。易于接触儿童职业的从业者，如教师、校车司机、学校厨师、幼儿园工作人员、保安、舞蹈团成员等，全年98起占总数22.12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