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，“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，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、困难家庭，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，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，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，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？家长因此又不情愿。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，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。”

据韩媒报道，韩国总统文在寅不仅下令，要求尽快制定促朝参赛和恢复双方对话措施；还计划给已经错过报名时间的朝鲜运动员，发放能够以个人资格参赛的“外卡”。此外，韩方还迫不及待地为朝鲜参赛设计了“赴韩路线”。

《难忘2020,难忘每一个认真生活、闪闪发光的你》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