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次出访，林绍纲要组织人员为代表团成员订做西装和中山装、准备发言稿等。按照杨朔要求，代表团出访期间，他总是留在国内负责后勤。直到1979年，才有机会第一次随团出国。

在当年的六方会谈中，六位团长有五种语言，每人发言时会有四名译员同时在线，采用交传的方式翻译。因为五种语言长短不一，钓鱼台国宾馆的芳菲苑六方厅正中还摆放了五盏指示灯，分别代表五种语言。团长发言完毕之后，译员开始翻译，翻译的时候指示灯亮起，翻译结束之后，译员要按下自己面前的按钮，熄灭大厅中央对应语言的指示灯。当五盏灯都熄灭之后，下一位团长才能接着发言。

《上海：医卫人员发现传染危害新型病例可直接报告》旅客的表扬信里这样描述当时情景：“一乘客出现呼吸困难，不停呕吐，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，180的大高个子蹲在狭小的座位空间，不停安慰、沟通、鼓励患者，干净的制服上，满是患者乘客的呕吐秽物，我距患者隔着两排都比较难忍，他坚持了整整40分钟（实为30分钟），不停鼓励患者树立信心，通过各种努力确保患者平定度过飞行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