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9月16日凌晨，邹某等将切割下的单车GPS锁和座位拉到世纪城路大桥丢至河中。之后，他们将切割后的车身拉到双流区一废品收购站。“车身上还有摩拜的标志，收购站老板感觉不对劲，拒绝收购。”民警表示，邹某等人没办法，随后将这些被“肢解”的共享单车拉到了云龙路附近的小土坡丢弃。

《多地将开启“天寒地冻”模式 评：让关爱更暖心》李莹说，在司法实践中一种处理是被告人有赔偿能力且愿意赔偿，经法院调解，被告人会出钱赔偿，但这需要受害方出具谅解书以在量刑上从轻处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