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，“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，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、困难家庭，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，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，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，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？家长因此又不情愿。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，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。”

几天前，远在贵州做生意的天台人老范，突然接到老家警方打来的电话，称其跟一桩故意损毁汽车案有关，让其协助调查。老范当下就纳闷了，自己一直在贵州忙着，哪有作案时间啊。

《上海：医卫人员发现传染危害新型病例可直接报告》再如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，当时让大庆油田的医院剥离给地方，企业、地方政府都没积极性。当时油价高，企业效益好，养个医院不算什么，企业领导和职工看病也方便。但现在，价格产量双下跌，医院的职工又不能降薪，企业办社会的沉重负担就显现出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