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，“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，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、困难家庭，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，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，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，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？家长因此又不情愿。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，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。”

2009年前后，付建庄与下岗工人索某认识。2009年至2011年，郭五妮和丈夫付建庄通过给路国贤的妻子付某打电话，让她给时任焦作市新时代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董事长姚某打招呼，让其在承揽工程上给予关照。

《年度汉字看台海 民进党当局“不能说的秘密”》靖霖律师事务所主任助理樊星介绍，从他以往办案经验看，受害儿童主动说的不多，家长发现的也不多，“可以推定，我们看到的只是部分情况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