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，“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，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、困难家庭，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，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，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，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？家长因此又不情愿。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，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。”

她以强奸犯罪举例，一般须满足是对方所为、有物证的条件，如果是14周岁以上未成年人，还增加一个难点即证明不是自愿发生性行为，“时间越长，越难证明”。

《发改委:抓典型案例助“银发族”跨越“数字鸿沟”》32年后，1997年，该团第三次被邀请访华，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成都等城市演出十几场。